光绪皇帝在位后期,清朝已经进入油尽灯枯的末日阶段。虽然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竭力想扭转大局挽救大清,但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,徒然在内忧外患交织的局面中苦苦挣扎。清朝的各级官吏,也在大厦将倾的恐慌中惴惴不安,各自为自己的前途打算。大清朝就好比一架行将散架的破马车,漫无目的地踯躅独行,一步步走向衰亡。

清朝国事糜烂不可救药,不仅让老百姓们衣食难继民不聊生,也给中国的历史文物资源带来一场浩劫。西方各国的很多文物大盗,顶着所谓“探险家”“考古学家”的幌子,潜入历史文物遗存极为丰富的陕西、甘肃等地,用各种手段大肆盗掘文物,最有代表性的事件,就是年的法国人伯希和、英国人斯坦因的敦煌盗宝事件,给我国历史文物造成了一次严重损失。除了敦煌文物在西方引起轰动,同一时期的另一件文物,也引来西方各国追捧。

陕西西安郊区有一座金胜寺,它曾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座千年古刹。但随着岁月播迁,风雨沧桑,到清朝末年时,它已经沦落成为衰朽不堪、断壁残垣的一个破庙。1907年,有一个旅行者意外地在金胜寺发现了一件唐朝文物,由于这件文物意义重大,消息迅速不胫而走,引来西方各国驻华使节的极大兴趣,进而又在整个西方世界掀起一场波澜,受到西方国家的追捧。

这件文物为何会具有如此之大的魅力?这是一块大型石碑,正式名称是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,碑身高约2米,连底座则接近3米,上宽90多公分,下宽1米,厚约30公分,总重量约2吨多。这块石碑制成时间为唐德宗建中二年,公元781年,已经有了1千多年的历史。

这块石碑不同于普通石碑,它记载了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。所谓“景教”就是唐朝对基督教的一种别称。碑文由波斯传教士撰写,唐朝官吏书写,如实记述了景教传入唐朝的前后始末过程,以及在唐朝数百年间的发展经历,被视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和宗教传播史上的一件里程碑式的重要物证。

由于当时的西方欧美国家很多都奉行基督教,对于基督教在东方的传播历史一直十分关注,因此这块石碑一经发现,就引来西方欧美各国的注意与追捧。由于石碑所在的金胜寺已经破败不堪,香火寥落,石碑几乎完全处在一种无保护状态下,扔在野地里遭受日晒风吹、风雨侵蚀,清朝对此漠然视之,西方国家却看不下去了,教会、学者、历史学家纷纷发声,强烈要求清朝采取措施保护这一珍贵文物。

英国《泰晤士报》甚至声明,“闻名世界之景教碑,时至今日,任凭自然破坏、人为摧损而无半点保护措施”,如果清朝不肯履行保护职责,英国就应该施加压力,“劝求清国官员至少建一碑亭,使之保护景教碑。若不采取适当办法,如此贵重之景教碑,恐早晚会荡然无存”。各国驻华使节也找到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,强烈要求清朝采取保护措施。

清朝方面迫不得已,最终为石碑建立了一个遮蔽风雨的小小碑亭。事情至此并未结束,一些文物大盗也把贪婪的目光盯住了这块石碑,妄图把它偷运到国外非法牟取暴利。丹麦探险家荷尔姆抢先出手,他改装成一名记者潜入金胜寺,但经过一番勘察后大失所望。因为石碑体量巨大,重达2吨多,在当时交通条件下想把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偷运出国,几无可能。

荷尔姆不肯空手而归,请来高手石匠,仿照原碑的样式和碑文,制作了一个较小的复制品,运往国外。由于此碑当时已引起各方关注,荷尔姆就连把这块复制品运走都困难重重,费尽周折,前后耗资2万多美元,才把这块复制品运到美国,后被梵蒂冈教廷收藏。这块石碑原碑躲过一劫,珍藏在西安碑林。

参考资料: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历险记》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沧桑史》